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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克士的传奇人生

作者:刘云鹤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7年06月02日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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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克士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安徽合肥的丁家巷和后来的健民巷,一位面容清癯,银髯飘飘,一派仙风道骨模样的老先生拄着拐杖常到早点摊买早点,便和熟人乐呵呵地打着招呼,当摊主欲将早点递到老人手上时,人们总是发现老人慢条斯理,不慌不忙掏出蘸满墨渍的纸头包裹着早点、慢慢悠悠地带回去,开始人们还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位老人,不过日子一长,也就习惯了,但心里总觉得这老人有点怪 ,说不定还有点来头。不错!这位老人就是被当代著名美术教育家、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称之为“江淮奇士”的石克士。

在合肥,人们知道石克士,是缘于他的诗词和书法,那时人们对书法的认知还属于启蒙阶段,只知道老人毛笔字写的好,诗词也不错,喜收藏文物和考古等,在他们心中被认为是很有学问的,所以不少市民遇到婚丧嫁娶或附庸风雅什么的都爱找老人去写字,老人也乐意帮忙,但人们对他的身世和来历却并不太知晓和了解,致使今天关于石克士的生平资料和传奇人生基本寥寥,仅能从他自己1979年4月18日给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一封自荐信中窥见一斑,同样我们现今能见到石克士的书法也大多流散在民间和私人手里,官方对他的书法收藏和著述也都极其有限,现在当我们重拾这段历史,展开对老人的研究因资料的不够翔实而显得捉衿见肘,似觉意犹未尽而遗憾!

据与他生前有过交往的人口述,石克士晚年的生活是非常窘迫的,生活难以为继,所以他不得已在80岁高龄时还亲笔写了一封自荐信给当时的安徽省委统战部,祈求政府给予照顾自己的生活来源,担心自己年事已高,生活上自食其力的能力也越来越差,早年靠两女提供他们夫妇生活的接济也恐越来越为渺茫,因为她们年龄也大了,已近退休。希望政府能接济并安排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自己的文史特长,说白了就是给自己谋一份生活费。这封自荐信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他的工作经历和专长,是他个人生活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他在信中是这样描述的,石克士祖籍湖北阳新县,189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自幼喜读文史,1925年毕业于上海南方大学文科。在校期间即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中华革命党,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教诲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孙中山先生曾在《与石克士等的谈话》中这样说道“(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反革命的力量太大;反革命的力量过大,抵抗革命,所以革命一时不能成功。革命究竟是什么事呢?是求进步的事。这种求进步的力量,无论在哪一个民族或者哪一个国家,都是很大的。所以革命的力量,无论在古今中外的哪一国,一经发动之后,不走到底,不做成功,都是没有止境的。不只是十三年,或者二十三年,三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年、五十年,革命一日不成功,革命的力量便一日不能阻止。要革命完全成功之后,革命的力量才有止境。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其奋斗之成绩。尔等自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彼等破坏纪律,吾自有办法,与尔等何干?上海现有人口一百五十万人,今吾限尔等每人一年内须介绍党员一千人,否则不准来见我”。后经改组加入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有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石克士毕业后一方面在上海南方大学附中担任教员,还兼任上海《中国晚报》副刊编辑、记者,该报系孙中山先生在沪宣传革命主张的报纸,在当时对宣传进步的革命思想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器重和肯定。因石克士的才华和不凡的工作业绩,1925年的国共合作时期,他又被任命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宣传委员,与革命先烈恽代英、萧楚女等人共事,恽代英当时系宣传部秘书兼宣传委员,这期间,石克士自认无论是在政治和对时局的认识上都颇受恽代英的启发,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当国民革命军打到长江后,石克士又受党组织的委派,于1927年夏回到安徽,担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1930年转任安徽省党部监察委员,后受同级执委CC份子邵华等人之排挤,彼此互相攻讦,即被陈果夫、陈立夫当权者撤职。石克士随即离开安徽,应安徽旅京同乡会聘请,北上京华,重操旧业,在同乡会创办的《大江日报》任总编辑。由于该报主事者柏文蔚、管鹏、卫立煌等人利用报纸收集安徽同乡反对陈调元主持皖政,故遭到陈调元等人的施压和打击,不久《大江日报》停刊。石克士便又开始南下,辗转于杭州、南京等地谋生,最后则去了四川宜宾落脚,在宜宾地方政府和报社任职。1962年回到合肥后,通过组织介绍在合肥市政协谋一小职,担任市政协政法组组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市政协停止了相关活动,也就是说,石克士开始失业了。从此石克士仿佛过起了隐士般的生活,与外界隔绝,闲居家中读书,倾心于诗词书法,文物考古的钻研。因其一生喜爱收藏,在宜宾工作的数十年间,虽身居陋室,甘守清贫,但却收藏了很多字画和古玩,并无其它财产和积累,在回安徽老家时,唯有字画数箱,端砚两箱。足见他对文物古玩之嗜好,当然这些都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石克士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尤其是对国学研究倾注心力。解放后,历经学习,他逐渐认识到人类政治进步是由历史发展而来,加之新旧对比,更加深切服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再加上毛主席、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关怀,更增添了他对文史考古继续钻研的勇气和信心,他说自己是“年纪虽老但耳聪目健,尚能致力整治文史并自修日语。很想以有生之年为国家文史方面献些微薄力量”。石克士的晚年尽力想为国家做点事,出一点力,做一点贡献,的确是他的最大愿望,至于个人荣辱浮沉,毁誉褒贬,早已置之度外,过眼云烟。石克士终究是一个典型的文人性格,他重情重义,耿直率真,嫉恶如仇,实事求是,也不讳莫如深, 他曾对自己交好的朋友说过,是汪精卫介绍他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又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在上海创办国民党机关报《中国晚报》,同时他还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但当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秋,石克士又撰文痛斥汪精卫投降卖国和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行径,与汪绝交,愤然辞职回四川宜宾以示抗议,这一呆就是20多年,直到1962年才回到合肥。在四川宜宾期间,石克士相遇了他景仰的我国近代海军先驱萨镇冰来蜀游历,此时,石克士任宜宾专署参事和《金岷日报》总编。石克士很留念这次相遇,据他讲,当时萨赠他两张照片,除了一张戎装,还有一便装照。便装是1940年萨镇冰骑马驻于树下的留影。萨面容清癯,身着一袭灰绸棉衣,戴了一顶礼帽,脚穿皮鞋,踏着马镫,一手勒着马缰绳,一手拿着马鞭。照片中萨体格健朗,给人一种古淡朴质的感觉,然谁又能想到,此时的萨竟是一位八旬开外的老人。照片两边有萨镇冰的毛笔题款:“石克士先生惠存  萨镇冰敬赠  廿九、一、十一”。两角盖有朱文印章:“萨镇冰印”、“鼎铭八十岁后之作”。石克士在后来写的《六君咏》中的第一首诗里,就深切表达了对萨的怀念,前有小序:“文友亲属,早归道山。时代转变,各定其遇。延之说古,余则论今。褒贬有分,并关史料。山阳之赋,亦同之也。”诗中写道:

萨翁年长我,论秩将父比。黄陂称受业,儿时读报识。

胡命率兵舰,镇压汉起义。抵汉倡共和,胡乃大丧气。

暮年在川遇,文酒联句快。矍铄惊是翁,上马能驰再。

颐养得性真,遣情遗名器。摄影题赠我,尚书簪花字。

石克士在诗注中说,三十余年前,萨漫游峨眉,两人在宜宾相识,与其诗酒唱酬,心情好不快乐!当他与人说起这段时光时,其沉醉之态仿佛回到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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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镇冰赠石克士的一张照片

萨镇冰(1859—1952)字鼎铭,福建福州人,1877年毕业于英国海军学院,后任清末海圻舰长,北洋海军提督等职。1919年任北洋军阀政府海军总长,1920年曾一度代理国务总理,1923年任福建省长。1949年为全国政协特邀代表,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4月于福州病逝,终年九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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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顾而已诗

石克士精于诗文和书法,研修多种学问,也勤于著述,1946年他在宜宾举办了《石克士书法印泥展览》,在回合肥前,他将自己辛苦著成的《磁学常识》和《略读聊斋志异》各一册专著就赠予四川宜宾市政协作为自己曾在四川工作的回馈与纪念。而回到合肥的十几年间,在文革尚未爆发时,石克士还应邀为安徽省政协撰写文史方面的史料文章,一方面是老人对文史的热爱,其次是赚取点稿费补贴家用。70年代末,生活上的安定使他对文史诗词研究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还常与远在京城的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谢无量先生有诗词唱和及往来,整理撰写了诗集一册、词集一册、小说一册的精钞手稿以及《石克士自作对联存稿》等。可惜这些都因当时的客观条件或诸多原因未能出版保存,致其大多散失或流落民间而不知何处。一生颠沛流离清贫的生活,练就了石克士豁达不屈的性格,即便晚年丧此独子也未能击垮他的身体和意志,他说为了排遣心中的哀痛,更多是移心力于文化诗词的研究,不过最让老人痛心的是直至他离开人世,也未能看到当年其幼子在学校惨遭凶徒们的谋杀而被诬为自杀之错案得到纠正而惩凶,终使老人抱憾九泉。

关于石克士书法,生前他自己留存的资料也没有过多对书法谈及,但他对书法的理解确有自己的心得,幸运的是通过多方搜罗,找到了他1962年4月所著近20000字的《石克士论书手稿》,这部手稿较为全面的阐述了他的书学思想,该手稿用毛笔行楷书就,一丝不苟,不仅是一篇具有指导性的较高水平的书法实用理论,其本身也是一本精美的行楷字帖,其劲健爽利,洒脱不拘的书风基本代表了石克士书法的早期风格。虽然石克士可能诸体皆能,但综合其早期和晚年书法风格,行楷和行草代表了他书法的最高成就。即便如此,作为一介旧文人的石克士在他的自荐信中无一言说有书法方面的专长,从未提及对书法有过专门研究,更多是讲自己如何热爱文史和诗词,看来书法只能称为石克士的余事,尽管他在书法上下过很深的功夫,但这压根儿也不足以炫耀,因为对一个旧文人而言,书法只能是他从事文史职业的必修课,不像现在有什么专门的书法家,在没有钢笔的年代,文章通信记事都要靠毛笔来完成,将字写得好一点也是对文人最起码的要求,更何况他那时从政还疲于奔命,所以从来不自诩自己的书法如何如何,因为在他那个年代,国民党元老中书法写的好的大有人在,可能他自认为说自己的书法写的好怕还不够资格,更怕贻笑大方,这当然是文人的谦虚,或也可以理解为文人的清高。有文章说石克士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我想亦然。就目前能见到石克士的作品来看,绝非一般文士的信手涂抹。石克士的书法若溯流追源有赵子昂、傅山、董其昌、何绍基的根基,更多是得二王的熏炙,有史料说他曾多年寝馈于《郑文公碑》、《张猛龙碑》等诸碑,数十年间,在钻研文史诗词之余,不废临池,广泛涉猎晋、唐、宋、元、明、清历代帖学和汉魏碑学,他的小行书和行楷书在结构和用笔上似更多传东坡、石庵、蝯叟之笔意,不过因有碑学功底,从而使他的书法艺术刚柔相济,雄强时如锥画沙,力透纸背;柔韧如绵里藏针,多姿多彩,极富深刻的艺术内涵。石克士年轻时多写小幅行书、扇面,内容多为自作诗词,偶尔也写榜书。解放前四川“宜宾凡尔登川剧院”八个大字就是石克士所书,至今宜宾还有很多人收藏有石克士的作品。如果要给石克士的书法作一全面的评价,石克士书法因有学养滋润,落笔不俗,气象浑穆而高古,大字厚重,碑味浓郁,小字清旷,小行草书和小行楷书最佳,也最具书卷气,大字次之,小楷尚可。据与石克士有过接触的人说,石克士晚年常书写巨幅对联来展示他那高亢郁勃的情怀,即使在他93岁高龄时,也是站立着,凝全身之力送于臂腕,挥动巨笔,中锋直下,一气呵成,手不抖,腕不软,字字厚重古朴。

石克士一生对文史诗词用力用情也最深,创作诗词两千多首,被称为“两千富翁”。但对书法艺术也非常认真虔诚,他常说:“书法艺术一笔落成,改加不得,否则破坏结体是很难的,必须老老实实地天天练,不能间断,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是写不好字的”。所以他的小楷手卷,行书条幅,或是擘窠对联,也都从不马虎应酬了事,即便是对已送朋友的字幅,若发现不满意,他即索要回来撕掉,再重新书写,这种创作态度是令我们今天多如牛毛的书家汗颜的。

石克士的书法也多次选送参加过全省、全国的书法展览,80年代末在《中外草书展》上,他的一幅浑朴、苍劲瘦硬的草书引起同行的关注和好评。当刘海粟先生在黄山写生看到石克士的作品时,高兴得写诗赞曰:“幼年临帖宗前哲,中岁奔波少习书,花甲辛勤七十好,九旬浑辣见功夫”。命夫人夏伊乔书写,短短几句,概括了石克士的书法人生,尤其是晚年的书法造诣。曾任中国书协副主席王学仲先生也挥墨赞扬:“克士先生为皖中耆宿,诗词之外兼工行草书,数十年研碑摹帖,书风凝重苍古,至为可佩”。90年代初还在中国书协代主席任上的沈鹏先生,在石克士病重期间来合肥专程前去看望,沈鹏先生十分赞同石克士的观点:“书法家必须具有浓厚的文化、艺术修养,因为这是艺术之宫赖以建立的基础”。沈鹏先生对石克士精湛的诗词、书法艺术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数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博览群书,学识丰富”。当代著名书画评论家、鉴赏家、美术理论家柯文辉先生称石克士人为“江淮奇士”,作品为“国宝级佳作”。

石克士是一位非常值得我们敬佩和怀念的老人,他的人生更是一个传奇的人生。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定稿于九溪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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