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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徽墨的历史与发展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7年06月01日 【字体:

唐代

徽州制墨的肇始时间当不迟于唐,这可从祁门县1978年从唐墓中出土的“文府”墨得到佐证。该墨在地下经历千余年而不败,足见其质地之佳。因墨面有“文府”二字,故人称“文府”墨。残墨长8.3厘米、宽2.7厘米、厚1厘米,今珍藏于安徽省黄山市博物馆。

徽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当不迟于唐末。唐朝末年,奚超至歙州,见歙地多黄山松、且质优,新安江流域的水质又好,故留此重操旧业。其子廷珪,更是有心,见当地穆姓墨工所制之墨颇具特色,便虚心求教、潜心揣摩。他们改进了捣烟、和胶的方法,形成了一整套操作规程,所造之墨在品质上超过了易州墨,被人誉为“拈来轻、嗅来馨、磨来清”,“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佳墨,受到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召奚廷珪为墨务官,赐给“国姓”,因此,奚廷珪又称李廷珪。于是,奚氏全家一变而为李氏,成为千古美谈。从此李墨名满天下,其墨被誉为“天下第一品”,有“黄金易得,李墨难求”之说。因之,李廷珪成为古今墨家的宗师。

李廷珪所制的墨,“其坚如玉,其纹如犀”。据记载,北宋书法家、文字学家徐铉,幼时曾得一锭李墨,与其弟徐锴共同研磨习字,“日写五千”,也整整用了十年。更令人赞美的是,磨过的墨,其边有刃,兄弟俩还常用它来裁纸。可见,李墨除了配料精良,在制作时是尤重捶打砸实,故其墨耐磨耐用,能裁纸。又据《遁斋闲览》记载:“(大中)祥符中(1008-1016),治昭应宫,用廷珪墨为染饰,有贵族尝误遗一丸于池中。逾年临池饮,又坠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并得墨,光色不变,表里如新。”可见,李墨之质地确实有异于常墨。   南唐时名家还有朱逢,他是歙县人。李墨虽被南唐后主李煜所赏识,但同属南唐的宠臣、名宦韩熙载却垂爱于朱逢。他把朱逢请到书馆旁烧烟制墨,名其作坊为“化松堂”,名其墨为“云中子”、“麝香月”。可见朱墨也不亚于李墨。   李廷珪之弟廷宽,廷宽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及孙惟庆,也业墨,都是名墨工;惟庆还继续任过墨务官。自李廷珪被李煜封官赐姓后,徽州的墨工更重制墨技艺,因而历代都产生过一批批著名的墨工。

宋代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国家得到了统一。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经济文化又重新繁荣起来。

宋代统治者重视文治,全国各地书院林立,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印刷术突飞猛进,出现了一个文化高潮。尤其是宋室南渡后,徽州的制墨业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达官显贵、名门旺族聚集江南,首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文人墨客的南下,又促成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每年临安的科举考试更直接拓展了徽墨的市场。这时的徽州地区,制墨业已步入“家传户习”的繁荣普及阶段,仅官府每年就要向朝廷进贡“大龙凤墨千斤”,而要满足文人墨客、莘莘学子的用墨则要逾万。到了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时,“徽墨”之名便正式诞生并迅速风靡南宋都城临安,“徽墨”遂成了墨的代名词,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宋代徽州的制墨业“流派纷呈,名工辈出”。黟县的张遇、歙州的潘谷、新安的吴滋等等,都是十到十一世纪徽州制墨业的著名人物。

张遇,黟县人,他是油烟墨的创始者,以制“供御墨”而闻名于世。他制的墨因加入了麝香、金箔而称为“龙香剂”,其配方一直相传至今,成为墨中极品。“张墨”为历代收藏家追求的瑰宝。其子张谷、孙张处厚都是一代名墨工。

沈桂以松脂、漆滓烧得极黑的烟,名为漆烟,人称其墨“十年如石,一点如漆”。他是漆烟墨的创始者。

吴磁所造之墨的妙处在于“滓不留砚”,曾得宋孝宗犒赏缗钱两万的奖励。

风靡一时的制墨高手潘谷,被世人誉为“墨仙”。他制的“松丸”、“狻猊”等墨品,具有“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的优点,被称为“墨中神品”。他因嗜酒而不幸落水溺死,苏东坡深怀激情地写下了“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的悼亡诗。此诗一直相传至今。

宋代制墨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油烟墨的创立,开辟了中国制墨业的新领域。千百年来,制墨主要以松烟为原料,由于长年累月取松烧烟,致使松树被砍伐殆尽。宋代科学家沈括在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中曾说:“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面对松树大量砍伐,墨源严重枯竭,寻求新的制墨原料已迫在眉睫,于是一种新的制墨原料——桐油烟便应运而生。

第二,制墨从业人员众多,名家辈出。宋代制墨名家见诸史册的多达百余人,张遇、潘谷、吴滋、戴彦衡、叶茂实等是其代表。他们在选料、配方、烧制、用胶、捣杵等工艺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制墨遗产。

第三,达官贵人及文人墨客与制墨工匠切搓技艺,促进了制墨技艺的发展。宋徽宗虽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在书法绘画方面颇有天赋,他创造的“瘦金体”书法,名传千古。他喜欢墨又懂制墨,还亲自实践,推动了制墨业的发展。北宋大文豪苏轼也是一位制墨爱好者,此外秦少游、陆游、黄庭坚等文人都有过参与制墨的经历。文人的参与,极大地促进了制墨技术的发展。   第四,人们不但用墨、也开始了藏墨,并出现了藏墨制墨的著作。又因墨中添加药物,人们在实用中发现了墨的药用功能,“徽墨家族”便有了药墨一员,药墨遂成为居家常备的非处方药品之一。

元代

元朝,因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南人”备受歧视,因此,在科举与文化方面受到限制;加之元代的工匠已沦为奴隶,个人根本没有出人头地与扬名的可能,故制墨名家寥若晨星,制墨业也远不如宋代,徽墨业处于一个低谷。元代墨工中,比较著名的有朱万初、陶得和、潘云谷等人。明代是徽墨业恢复和发展的黄金时代。

明代

明代以南京为陪都,徽州属“京畿”,经济、文化教育得以发展,尤其是科举考试走向鼎盛后,使徽墨业的生产不仅得以恢复,而且得到迅速的发展。据明末麻三衡的《墨志》记载,明代徽州墨工就有一百二十多位名家,产品除供应国内,还远销日本、东南亚。   
徽州徽墨发展到明代,其配方、其制作工艺,大多已定制、已公开。松烟、油烟并举;“桐油烟”、“漆烟”被广泛采用;徽墨普遍加入麝香、冰片、金箔等十几种贵重原料,使墨的质地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墨家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精工制作和墨面的创意、设计以及产品的包装、装璜创新上。各种质地、规格的墨品不断涌现,诸多历史画题、名家典故不断化为墨面的雕刻内容。徽墨已从单纯的文房用品、书写材料,进入了“实用兼欣赏”的工艺美术品行列。

各制墨名家为了争夺市场,挖空心思,频出新招,所制墨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嘉靖年间的方正、邵格之、罗小华以及万历年间的程君房、方于鲁、汪春元、叶立卿等,都是在激烈竞争中相继兴起、各树一帜的代表人物。这时期徽墨不仅质量精良,而且墨的图式、墨印的雕刻,也各尽其美,达到历史的新高。如程君房制的“玄元灵气”墨,董其昌赞赏说,“百年之后,无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之后,无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与程君房同时驰名墨坛的当推方于鲁。方氏精制了一种“九玄三极墨”,被誉为“前无古人”的佳品,声誉已经“传九州,达两都,列东壁,陈尚方”。在此期间,富有装饰性的成套丛墨——集锦墨也开始出现。装墨的墨盒也非常精致,有从东南亚进口的楠木、红木等珍贵材料制作的木匣,还有螺甸镶嵌的漆匣。各种制墨的专著也纷纷涌现。   竞争促使了徽墨的发展,尤其是印版的雕刻、墨品的装璜,或为名家绘图、或为高手刻版、或为巧手制盒,把制墨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辉煌的时代,使徽墨超越了文房用品的范围。明代很多著名的画家参与了墨式的绘图,著名的刻工参与了墨印的雕刻,其中画家有丁云鹏、吴廷羽、俞仲康等人;雕刻家有黄鏻、黄应泰、黄应道、黄德时、黄德懋等人。这样,到了正(德)嘉(靖)年间,徽墨便形成了歙、休、婺三大派。

歙(县)派,因地处徽州府府治所在地歙县,历朝贡墨、达官显贵用墨几乎为其包揽,产品端庄儒雅,烟细胶清,重香料、重包装。其代表人物为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方瑞生等。

休(宁)派的产品则雅俗共赏,墨品华丽精致,多套墨、丛墨(集锦墨),墨面重彩饰,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其代表人物为汪中山、邵格之、叶玄卿、吴去尘等。

婺(源)派则属于普及型墨。婺源人,尤其是詹姓墨工,利用当地盛产松烟的优势,所制墨品大众化,价格低廉,深受百姓与学子的欢迎。因婺墨不见重于文人墨客,故绝少记载。其代表人物主要为詹姓墨工,其中有詹华山、詹文生等。

“三大派”,各以自己的优势,分摊了墨业市场的份额,各得其所,共同发展并垄断了全国的墨业市场。

在明代的徽墨大家中当数歙县的程大约(约博),世称“墨妖”。他既讲究墨的配方,又注重墨印的雕刻以及墨品的设计、装璜(匣子),并有《程氏墨苑》行世。其弟程君芳(原名士芳)也制墨,是万历间的高手。他们制的墨,其墨印大多出自徽派著名刻工黄璘、黄应泰之手,因而备受文人墨客的喜爱。《程氏墨苑》也出自二黄之手,该书被郑振铎誉为“此国宝也,人间恐无第二本”(见《却中得书记》)。方于鲁是大约的徒弟,歙县岩寺人,曾与程君芳展开激烈的竞争,并刊有《方氏墨谱》与程氏抗衡,由是也促成了《程氏墨苑》的问世。方氏还以自己的诗作,参与了这场竞争。商场如战场,显示了明代徽墨业竞争之激烈。

清代

徽墨发展到清代,先后出现了“四大家”,即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他们都是徽墨业中的一代翘楚。

曹素功,歙县岩寺人,名圣臣,字昌言,号素功,清顺治十二年(1655)秀才,十七年(1660)贡生。康熙六年(1667),开始顶承吴叔大的铺子,并将吴的“玄粟斋”改为“艺粟斋”。相传康熙帝南巡时,他献的佳墨颇得赏识,康熙帝特赐“紫玉光”,一时名声大振,紫玉光成了曹墨的第一品牌。他著有《曹氏墨林》。其后裔(长子永锡,孙西侯、雨侯,曾孙阶立、鹤亭,六世孙献淮、尧千、德酬、引泉,七世孙毓东、佑桩,八世孙云崕,九世孙端友……)皆制墨,历经十三代未曾中断。乾隆年间曹素功墨肆迁苏州,咸丰10年再迁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其墨肆与胡开文合并为上海墨厂。

汪近圣紧跟其后,以制集锦墨著称;“其雕镂之工,装式之巧,无不备美”,更以他的次子汪惟高应诏入清廷内务府教习制墨而名声大振(详下节)。   
汪节庵,歙县信行人,名宣礼,字蓉坞。墨肆名“函璞斋”,设在岩寺。清乾隆中期崭露头角,为乾隆、嘉庆年间徽州制墨业的名家。汪节庵墨品常被一些高官大吏选作贡品,有“江南大吏,多献方物。入选之墨,必用汪氏”之说。清代学者阮元评说:“在今名第一者,为节庵汪氏”。其名墨有“兰陵氏书画墨”、“新安大好山水”、“青麟髓”等。   “胡开文”是清代四大家中的最后一家,也是徽墨业中集大成的一家,同时又是把徽墨推向世界的第一家(详后二、三节)。

清代制墨业有四大特点:

一是把始创于明朝的仿古墨生产发扬光大并推向一个新高。清代的集锦墨,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创历代之最;

二是文人自制收藏墨成为雅事和时尚,自制墨的人数、墨种之多,也创历史之最;

三是发明了不用研磨的墨汁,堪称中国制墨史上的一次革新;

四是精品墨走向世界并获得好评。1915年胡开文后裔制“地球墨”“南极生辉墨”,获得巴拿马世界博览会金奖,为中国徽墨争得了荣誉。

清代制墨业在咸丰年间、鸦片战争之后,逐渐走下坡路,这是由于国内战争、民生凋蔽,加之帝国主义的入侵,制墨所用的漆和桐油被大量掠夺出口,严重阻碍了制墨业的发展。

民国

民国年间,徽墨则在社会动荡和外来书写工具(铅笔、自来水笔、圆珠笔)的冲击下,已处于“风前残烛,瓦上晨霜”的衰微阶段。

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支持各地墨厂、墨店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五六年,分别在屯溪、歙县成立了徽州墨厂和歙县徽墨厂;绩溪县则成立了墨业生产合作社;泾县的文化用品厂稍后也恢复生产徽墨,久负盛名的徽墨获得了新生。广大制墨工人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同时,不断革新,工艺精益求精,品种日新月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进入80年代,徽州的制墨业有一快速发展,厂家主要集中在黄山市的歙县,绩溪县的上庄、华阳两镇。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恢复了茶墨、青墨、朱砂墨、五彩墨和古香古色的手卷墨的生产,并增添、开发了新的品种。又将墨锭制成各种形态并施以五彩,嵌在锦匣当中,供人们鉴赏珍藏,成为中国又一高雅的工艺美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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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徽墨,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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